从国内学界来看，尽管司法解释向来是研究的基本主题，但对司法解释的监督则少有人涉及，即使随着备案审查制度尤其是合宪性审查制度研究的兴起，对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研究也往往只是作为其中的一环而被论及。
还有一类是仅将中央层级的立法作为清单依据。也就是说，免罚清单是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等多层级立法的补充解释和细化。
究竟什么事项从这些行政处罚事项中挑出来予以免罚、什么事项尚未被挑出而不予免罚，都是由免罚清单的制定者所选择的。还有的地方的免罚清单列举事项非常单一。国务院文件强调免罚清单的多领域和模式化，这为免罚清单的拓展提供了政策依据。虽然受益的是部分行政相对人，但它的本质则是对私权的保护。依此规定免罚清单从理论上讲是不能创设行政处罚的相关制度和规则的。
（四）清单宗旨单一 过于侧重经济价值 目前有关免罚清单的顶层设计是与自贸区的建设相联系的，就是要营造良好的营商投资环境。（三）拓展免罚清单的适用范围 免罚清单有其自身的制度正当性和良好的实践效果，这为免罚清单的存在和推广提供了前提和基础。(85)这种比较类推不仅是符合公法精神的，而且是刑事犯与行政犯本质同一性理论回归的必然逻辑。
⑩我国台湾地区在其行政罚法制定前后曾有相关讨论。参见伯阳：《德国公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28页。一方面，法律保留逻辑通过处罚法定原则展开，要求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获得法律授权，即符合法定的处罚构成要件，才能获得行为的合法性。(15)曹康泰也认同行政处罚的效率原则，但是他着重从行政程序的角度予以论证，认为行政执法程序的设定和运转应当以效率为基本原则，以保证民意及时、迅速地实现。
其一，便宜原则追求的目的主要是个案正义，而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也追求个案正义，但是同时要考虑类案，甚至要教育整个社会公众，教育的目的至少在价值位阶上不比处罚的目的低。当然，我国台湾地区在法律规范上，有诸多体现便宜主义的法律规定，比如，税捐稽征法第48条规定，依本法或税法规定应处罚锾之行为，其情节轻微，或漏税在一定金额以下者，得减轻或免予处罚。
便宜原则的确立，不但可以对行政权予以规范和指导，还将进一步对立法和司法产生拘束力。处罚法定原则根本不可能支撑起一个相对现实生活而言足够具体而周延的规则体系，相反，依靠行政处罚便宜原则才能够为规范社会生活持续地进行目的性续造。关于是否予以追究，是指具有可罚性的违法行为发生以后，处罚主体可以在立案、调查取证、陈述和申辩、做出决定等一个完整的普通处罚程序的各个环节作出不予追究的决定。(58)可见，便宜原则是一套在方法论上导向权衡的法律装置——对形式安定性和实质合目的性进行权衡，进而选择最优方案，以期实现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的结构性均衡，(59)推动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走向统一。
(11)参见陈清秀：《处罚法定主义》，载廖义男主编：《行政罚法》，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74页。(78)由于社会契约论赋予法律公意的正当性，因此依法律行政便先天具备了难以抗拒的理性魅力。第6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实定法中的便宜原则之规范依据、制度空间、程序控制和监督救济等规则，其法律意义和行政作用能为受规范者所理解和预见，并不存在法律之外的法律，符合法的安定性要求。
而便宜原则恰是正义、人权等价值元素进入形式法治内核的入口，其规范化的应用是联结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理想桥梁。(65)参见[美]迈克尔·沃尔泽：《正义诸领域》，褚松燕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78页。
一方面，基于处罚便宜原则，行政可据此向立法主张必要的权变空间。①宋功德：《行政法哲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
⑧郑冲译：《德国违反秩序法(续)》，载《行政法学研究》1995年第2期，第89页。依照通说，比例原则包含三个部分，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以及狭义比例原则。(52)参见章剑生：《罚抑或不罚？——基于行政处罚中首次不罚制度所展开的分析》，载《浙江学刊》2011年第2期，第48-50页。(66)所以，从制度伦理的范畴来看，制度公平成为人们对社会公平的强烈期待，普遍正义成为优先选择，当个案正义与普遍正义相冲突时，牺牲个案正义以维护法的普遍性就成为一个决定取舍的基本原则。(17) 纵观我国学者们的研究可以发现，对于行政处罚中是否应该确立便宜原则以及对便宜原则的规范内涵等讨论都还处于起步阶段。(52)牛津大学的霍金斯教授就曾借助法社会学研究范式分析支持这种目的导向的变通做法，他认为，从法律规则到行政执行之间存在着一片选择空间地带，而此一空间则属于行政机关自主性裁量的范畴，裁量即是将法律这个社会上最为标准的规范体系转化为行为的手段，而且这种行为规范很可能不需要通过法律规则本身去预测。
然而，行政合法性问题连同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和方法一同遮蔽了行政效能、个案正义、实质法治要求以及行政行为可接受性等问题，这是因为，当我们陷入规则的泥潭之际，我们已为规则所困，也会感叹于规则的贫穷。(53)See Keith Hawkins,The Use of Discretion,Clarendon Press,1992,p.11. (54)参见李惠宗：《行政罚法之理论与案例》，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94页。
(82)罗名威：《论行政法上之便宜原则》，载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二)》，台湾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465页价格法第14条第2项与原585号令第4条第2项规定的低价倾销规则是一致的，均包含行为目的要件、行为方式要件和行为结果要件。
第一，罚款设定方式不合理，存在过罚不相当问题。通过行业内惩戒机制保证或者促进经营者实施价格垄断协议等。
参照价格歧视，将大数据杀熟的适用场景限定在相同商品或服务和同等交易条件是必要的，以免对数字经济的正常经营形成误伤。(17) (三)传统价格违法行为条款的修订方向 结合传统价格违法行为条款的适用状况和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在对其进行修订时我们需要着重解决以下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期，行政机关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的三乱现象极为突出，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这一过程中，市场作为一双看不见的手，发挥着价格设定和调整的作用。
二是中介服务机构违规设立行政审批前置条件，通过分解收费项目、重复收取费用、扩大收费范围、减少服务内容等变相提高收费标准，严禁相互串通、操纵中介服务市场价格。对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并不仅仅是因为违法行为给违法者带来了收益，而是违法行为对社会公益或者他人利益造成了损害。
二是加快行业协会商会、事业单位与行业主管部门脱钩，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在服务企业发展、规范市场秩序、创新社会治理、开展行业自律、制定团体标准、维护会员权益、调解贸易纠纷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维护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让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让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14)参见万其刚：《价格法：规范价格行为的重要法律》，载《经济管理》1998年第7期。
(40)参见前引(37)，张红文。这类中介机构依附背后的行政权力高收费、乱收费，可能会引起不公平竞争或导致垄断地位偏高的收费标准等问题。
最后，政府出手对经营者的价格违法行为加以惩戒，是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趋向成熟的背景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念已得到确立践行，如果仍然依据1997年制定的价格法对价格违法行为进行行政监管，需要重新考量相应条款的合理性。更为重要的是，执法经验已经过执法实践的反复检验，并在执法实践中为执法人员提供切实的规则指引，具备上升为立法的成熟度，有必要将之纳入立法规定。然而，技术上的可能性并不必然带来法律伦理上的正当性。
第一，低价倾销等传统低频价格违法行为日益凸显。而目的要件为了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和结果要件扰乱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损害国家利益或者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突出了价格干预的谨慎性。
如对价格违法行为的表现形式补充细化，前已提及，可将通过采取大幅度提高配送费、收取额外费用等形式提高价格。显然，电子商务法第18条无法体现基于用户画像区别定价的特殊性。
但需要强调的是，适用频率较低并不意味着该种违法行为类型不再需要法律规制，在价格监管实践中，价格监管部门需要根据各种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危害及发生频率合理分配行政执法资源。首先，传统价格违法行为需要切合当前市场经济发展实际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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